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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中路口的第一座石牌樓：“熙朝人瑞坊”。
□盧潔峰
“四牌樓”既是省城廣州的四座牌樓，又是一道消失瞭的景觀，一個消失瞭的老地名。
一、四牌樓的來由
四牌樓，原指明嘉靖十三年(1535)廣東巡撫戴璟，在提督府(今廣東迎賓館及其南至中山六路地塊)前的惠愛大街南北兩側豎立的惠愛坊、忠賢坊、孝友坊、節烈坊等四座木牌坊。當年，四座木牌坊在發揮其教化民眾作用的同時，亦聚集瞭很多商鋪。於是，提督府前便形成瞭一個“四牌樓市”，簡稱“四牌樓”。
明代，省城內共有50座各色牌樓，其中10座集中在忠賢街(今解放中路)，8座位於忠賢街周邊。忠賢街一帶之所以有這麼多牌坊，原因有二：第一，忠賢街是南海縣和番禺縣的分界線。第二，忠賢街西側，有一所南海縣學宮。
南海縣學宮一帶，是明代廣州書院最為密集區。自明代中葉起，廣州及珠三角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突飛猛進，以致書院林立，人才輩出，是全國第二教育強省。僅明代中葉至末葉的百多年間，省內的364所書院，就培養出瞭874名進士。其中南海縣148人，順德縣99人，番禺縣86人。進士多，忠賢名臣、旌表牌坊也就多。
清朝順治七年(1650)，尚可喜與耿繼茂南征。攻陷廣州後，兩王開始在城內建築王府。耿繼茂占據瞭明提督府作為自己的府邸，建起瞭“占地80畝有奇”的“靖南王府”。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撤藩(王)改將軍制，在廣州駐防八旗兵，設置駐粵八旗將軍統領。康熙二十年(1681)，第一任廣州將軍王永譽將靖南王府改建為“將軍署”(又名“將軍府”)，成為清朝駐廣東的最高軍事領導機關。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將軍署及其周邊的惠愛坊等4座木牌樓，以及省城內的幾十座牌樓，均毀於炮火。戰後，僅忠賢街上幸存四座石牌樓。於是，人們就把原本位於將軍署南面的“四牌樓”地名，移用至忠賢街上。同治四年(1865)，原豎立在倉邊街上的“熙朝人瑞坊”，也被遷建至四牌樓(街)瞭。故四牌樓(街)內，實有五座石牌坊。據記載，至清朝時，沿四牌樓兩側已聚集瞭許多賣故衣的商鋪，進而發展為一條專賣舊衣服的商業街。當人們提到“四牌樓”時，往往指的是那條商業街，而並非指石牌樓本身。
衛星監控管理系統二、四牌樓的拆遷與中華路的開辟
1929年2月，廣州市第185次行政會議議決通過《建築小市街泰通坊四牌樓馬路》的章程及辦法，並交由城市、設計委員會審查，以便著手興築。“泰通坊”位於四牌樓與小市街之間，今大新路與大德路之間的那段解放南路上。要打通四牌樓與小市街，就必須打通“泰通坊”。
1929年4月出版的《一萬分一廣州市全圖》，已經把廣州市政府規劃中的中華路繪於地圖上瞭。其中，原來的“大北直街”(今解放中路口至越秀公園西門前)，拓寬為“中華北路”；原“四牌樓”(今解放中路口至大德路口)，拓寬為“中華中路”；原“小市街”(大德路口至一德路口)，拓寬為“中華南路”。
1929年8月，修築中華路工程開工。四牌樓沿街商戶聯名請求工務局緩拆鋪戶。工務局也相應調整瞭拆卸鋪戶的方案，盡量減少施工期間對商戶的營業影響。與此同時，連通四牌樓的大北直街一帶，也計劃從速辟路。
1929年9月，小市街-四牌樓一線，動工修築馬路。市政府公佈：“現興築小市街四牌樓馬路，除保留牌坊四座，移至相當地點，以留紀念外，所有原日街石，自當照案收用。”
以前，省城內的街道，都是用長方形的大麻石(街石)鋪設的，四牌樓也不例外。要開辟馬路，就必須撬起所有街石，並且“限三日內將全街街石起清”；拆卸鋪戶，以備促進馬路工程。鋪戶不遵限期拆卸者，由工務局派員代拆。
1929年10月，當時的廣州市政府宣佈：小市街馬路工程，將於本月底完竣，與其相連的四牌樓馬路繼而興工。該路線內的商鋪，大多已覓地遷移。
延至1929年11月，沿線仍有少數鋪戶不肯搬遷，市政府遂發出限令，“限七日內拆卸小市街四牌樓等處鋪戶”。
中華路“北起觀音山腳gps車隊管理系統，南接四牌樓，經小市街、龍王直街，而達長堤，為本市南北線最長幹線。”1932年12月1日，中華北路通車。通車一個月之後，加鋪瀝青路面。至此，中華路全線完工。囿於財力，五座石牌樓，並沒有同時拆遷。
三、拆遷四牌樓
抗戰勝利後，從四牌樓下通過的汽車日益增多，常發生碰撞傷人等交通事故。因此，市政當局決定拆卸中華中路上的5座石牌樓，易地安置。1947年2月26日，廣州市工務局制定瞭一份《拆卸四牌樓及其安置支付預算書及估計表》。《估計表》包含瞭一系列關於四牌樓的歷史信息。
(一)五座石牌坊的排列順序
五座石牌坊成縱向，自北往南排列。順序為：1.熙朝人瑞坊(工務局錯寫為“海瑞牌樓”)。2.乙醜進士坊。3.承恩五代坊。4.奕世臺光坊。5.戊辰進士坊。
(二)石牌坊石料體積及重量
在《估計表》的“拆卸‘四牌樓’工程費估計”一節裡，工務局的工程技術人員列出瞭石牌坊每一個石構件的長、寬、高尺寸、體積及重量。各項合計，每個石牌坊的石料約為39立方米；重約105噸。
(三)石牌坊的遷移安置地點
《估計表》內稱：“五座牌樓內除兩座擬交由忠烈祠建委會及嶺南大學分別拆遷外，其餘三座牌樓拆卸後擬安置於越秀山西北(廣中中學附近)。該地在越秀公園范圍內，牌樓安置於此，可供眾覽。”“廣中中學”即後來的廣州市第27中學(今越秀區外國語學校)。
(四)拆遷安置費
《估計表》中詳細列出瞭各工種、各環節所需費用。比如，拆卸石料每立方米需要4個工；安裝石料每立方米需要7個工。搭架費以拆卸安裝費的10%計算。在“運費”一欄更有詳盡的說明：“中華中路為惠愛路及惠福路所截一段內共有石牌坊五座。由北而南第一個牌樓(即海瑞牌樓)將為忠烈祠所拆取。第二個牌樓(即乙醜進士牌樓)將為嶺南大學拆取。其餘三座均在中華路與惠福路交點左右。由中華惠福兩路交點至中華盤福兩路交點，約有1800公尺。坡度約為2%。由廣中中學門口至南越酒傢附近，約有400公尺，坡度約為5%……”。計算結果，3座石牌坊的“拆卸、安裝、搭架、搬運、基腳及挖土方等各項工程費，共需58，500，000元”。
(五)“四牌樓”的移建位置
經過多方磋商，5座石牌坊作如下安置：“乙醜進士坊”由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拆取。“熙朝人瑞坊”則因廣東省忠烈祠籌備委員會取消瞭原先的拆取計劃而仍由市工務局統一處置。於是，市工務局須移建的石牌坊，便從起初計劃的3座，增加為後來的4座。
1947年4月初，市工務局制訂瞭《廣州市工務局移建“四牌樓”工程計劃書》。在該《計劃書》中，最終確定瞭四座石牌坊移建的位置———“移建中華路原有石牌樓四座，計由北而南第一座‘海瑞牌樓’(熙朝人瑞坊)、第三座‘承恩五代’、第四座‘奕世臺光’、第五座‘戊辰進士’，共四座。移建第四座於漢民公園南門，並將原有日本式牌樓拆去，並清理拆卸後之砂石。移建第五座於漢民公園西門。另移建第一、第三兩座於紀念堂後粵秀山上石級處，均照劃定位置建築。”
事實上，在具體操作中，遷移至紀念堂背後百步梯西口的為“熙朝人瑞坊”，東口的為“戊辰進士坊”；遷移至漢民公園南門和西門的是“奕世臺光坊”和“承恩五代坊”。
(六)招商承辦拆卸移建工程
工務局上報的工程預算費用，被財政局一再裁減。結果，1947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間，工務局組織的拆卸、移建四牌樓的兩次公開招投活動，均無商號應投。不得已用比價辦法招商承辦。最後，達成營造廠以1.08億元的定價，承接瞭5座石牌樓的拆卸及4座石牌樓的移建工程。並於1947年6月18日，與工務局簽訂瞭工程合約，規定工期為60天。
該工程合約還附有詳細的《施工說明書》。其中，第二章十八條明確規定：所拆卸牌樓的石構件，“除原有破爛經承商在開工前報請認明準修補外，如施工不慎損壞，由承商負責之。”
事實上，4座石牌樓的部分石構件，在拆卸前就已經剝蝕、開裂。1947年5月12日，主持四牌樓移建工程的市工務局局長陳國機，在給市長的一份呈文中報告曰：“現查第四座牌樓(奕世臺光)有一石柱已日久剝蝕甚劇，恐拆卸後不能復建，或要配造。至其他石柱等仍須開工時始能判定。”
果然，開工後陳國機局長向市長急報：“四個牌樓其原用石料大部分系采青色之砂石構造而成，茲因年代久遠石質松脆多現裂紋，一經開拆難保不無拆斷之處。現‘海瑞’及‘奕世臺光’兩牌樓經由承商動工拆卸。據派該處監工魏成及林材先後報稱，原有裂紋之石條石塊拆下之後，間有破裂或分成數段或受風化過甚而致剝落等情況。”“擬全部拆竣時再行專案報請撥款更換”。
對此呈報，歐陽駒市長甚為不滿，質詢道：“查前贈與嶺南大學之乙醜進士牌樓裝拆均無損壞，何以此次拆卸海瑞及奕世臺光兩牌樓，卻不能保持完整？應照該局移建四牌樓施工說明書第十八條之規定，查明責任，擬辦呈核。”
由於拆卸移建工程比原先預計的要復雜，外加破損石構件要重新定做等因。故此，工程延至當年的9月中下旬才完竣。1947年9月29日下午3時，陳國機恭請歐陽駒市長派員會同前往驗收移建四牌樓工程。10月14日，歐陽駒市長批示支付最後一筆工程費用給達成營造廠。至此，四牌樓拆卸移建工程，終於劃上瞭一個句號。
四、五座石牌樓的下落
據有關專傢考證，移建於漢民公園南門和西門的兩座石牌樓，以及移建於中山紀念堂背後百步梯兩入口處的兩座石牌樓，已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拆毀。如今，5座石牌樓中“碩果僅存”者，隻有當年由嶺南大學領遷的“乙醜進士坊”。該坊也曾遭拆毀。幸而部分石構件尚存。1999年11月獲修復，並重新豎立於中山大學校園內。
五、乙壬、乙醜之辨
2018年3月2日，筆者應南方電視臺之邀，前往中山大學考察四牌樓幸存者“乙醜進士坊”。
gps車隊監控系統乙醜進士坊，是明朝崇禎八年(1635)，為表彰天啟五年(1625)廣東梁士濟、李覺斯、羅亦儒、吳元翰、岑之豹、尹明翼、高魁等七位進士，用砂巖石建造的。與其他4座牌坊的形制一樣，都是三間、四柱、五樓。各樓由石制鬥拱承托出簷，拱拱層疊，樓樓出雲，蔚為壯觀。隻見眼前這座幸存的石牌樓，中開間上托出兩塊額坊，下為進士題名額坊；上為“乙醜進士”額坊。
考察中，筆者發現，1999年11月重建的“乙醜進士”額坊，與廣州博物館館藏“戊辰進士坊”、“熙朝人瑞坊”的高清照片，以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的“乙壬進士坊”照片上的額坊刻勒形制有異———重建的“乙醜進士”額坊，並非如固有形制那樣，在一塊平整的額坊石上，陽刻出“乙醜進士”四字，而是在額坊石當中，深挖一個長方框，讓“乙醜進士”四字，陷於方框內，且“醜”字比其左右的“乙”、“進士”3字為粗大、生硬，無一氣呵成之筆勢，有後來添加之嫌疑。
查四牌樓的歷史照片，隻有“乙壬進士坊”，而無“乙醜進士坊”。再查幹支年號，並無“乙壬”年。換言之，明朝崇禎八年(1635)立“乙醜進士坊”時，額坊題書人，錯把“乙醜進士”寫成“乙壬進士”瞭。石匠隻是照版煮碗，把“乙壬進士”臨摹在額坊石上刻勒。當時，中國是普遍文盲，石匠會刻勒，但不一定識字。待到牌坊落成，已是生米煮成飯瞭。除非拆除“乙壬進士”額坊上方的5座石樓和大批附屬石構件，否則無法更換“乙壬進士”額坊。幸虧進士題名額坊上七位進士姓名、籍貫沒有錯(現仍可見其上有羅亦儒、吳元翰等字樣)。於是，大傢便共同“忽略”額坊上的“乙壬”錯誤，照樣稱其為“乙醜進士坊”。
最新發現的“嶺南大學乙醜進士坊”照片顯示，1947年4-9月間，嶺南大學領遷中華中路上的“乙壬進士坊”之後，鏟除額坊上陽刻的“乙壬進士”四字，用陰刻法，將其改正為“乙醜進士”。由於用陰刻法，故額坊平面形制，並沒有被改變。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乙醜進士坊上“乙醜進士”四字被鑿去。1999年，中山大學重建乙醜進士坊時，隻能在額坊中深鑿長方框，以陽刻“乙醜進士”四字。其中，“乙”、“進士”三字，都有舊跡依稀可循，唯“醜”字須另寫，造成瞭“醜”字比其他三個字粗大、生硬，以及“乙醜進士”四字不協調的現狀。
◎盧潔峰，學者，現居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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